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国美术教育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开始呈现出把外国美术教育思潮、教育内容以及指导方法与中国相比较，在分析两者长处与局限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美术教育发展道路的研究倾向。

    在中西美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1992年，尹少淳发表了题为《美术教育的背景及涵义》[xxv]的论文。他首先论述了英国教育家里德（Herbert Read）与中国教育家孔子、王国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的共同点。接着，分析比较了罗恩菲德与艾斯纳的艺术教育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美术教育的观点。这是较早的、具有一定深度的中美美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1993年，侯令（北京崇文区教育学院）在日本学术杂志《艺术教育》上发表了题为《在中国的DBAE研究》[xxvi]的文章。他认为DBAE与中国的美术教育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美术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又如，在中国的美术欣赏领域里，包含了美学、美术批评、美术史三大领域，而绘画和工艺领域与DBAE的制作领域相类似。这是一篇较早向海外介绍中国有关DBAE研究情况的文章。1997年，李小夫（湖南郴州市二中）发表了题为《儿童中心论、DBAE与素质教育》[xxvii]的文章。他指出儿童中心论与DBAE理论在教学思想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在整体上则具有以个人为本位的共同点。他认为以我国的新美术教学大纲（1992年）为代表的美术素质教育理论比上述两种理论更具有科学性，也更适合我国国情。他列举了我国现行美术教学大纲的特点，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等角度分析了制定这一大纲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在美术教学实践中不顾国情，盲目效仿外国的现象。他主张美术教育改革应紧密结合本国国情，不要盲从的观点的确值得提倡。

    在中日美术教育的比较研究方面，张小鹭（厦门大学）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以1990年代初为开端，笔者在长期深入考察日本美术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对中日美术教育从历史与现状、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日本的学习指导要领）、教科书、指导方法到教师培养课程、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较全面的比较研究，并以此项研究成果为依据，提出了适合21世纪我国社会与教育发展的中小学以及师范院校美术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这些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于中国、日本以及国际美术教育研讨会。

研究发展趋势的展望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美术教育研究应在继承20世纪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在拓展研究广度的同时，向纵深方向发展，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1．新颖的研究选题

    从终生教育的角度出发，21世纪的美术教育将更注重于对学生终生发展有益的美术能力的培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有许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和探索。例如，“美术教育与学生生活（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信息社会中的学校美术教育”、“综合艺术教育”、“学校美术教育与美术馆（博物馆）教育”、“儿童美术学习能力的发展”、“美术教学中的个性化指导”、“美术教学中的多媒体运用”、“中国美术教育史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美术教育与传统文化”、“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美术鉴赏教育”、“艺术治疗”等。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可以从这些母课题中再选择子课题作为研究课题。例如，首先选择“信息社会中的学校美术教育”这一母课题，接着可以从信息社会中学校美术教育目标的确定、内容的精选与拓展、教学方法的改进、学习方法的多样化、美术教师培训课程改革等方面作进一步的选择。

2．多样的研究方法

    针对20世纪研究的不足之处，21世纪的美术教育研究中应增加定量研究的比重。在各地区应开展学校或校外美术教育的调查和实验，统计各类数据，建立可供全国共享的美术教育数据库，为研究提供可靠、充分的数据资料。与此同时，在定性研究方面，应展开从人类学、哲学高度出发的质的研究，使美术教育研究向纵深方向不断发展。

3．有效的改革对策

    由于美术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美术教育过程。因此，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革对策是研究是否成功的关键。21世纪的美术教育研究应更注重于对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研究。研究者应尽可能提出详尽的、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改革计划，避免泛泛而谈，或重复他人的提案。

4．加强成果交流的力度

    尽快建立美术教育的网页或网站，使各地、各校、个人的美术教育研究成果得到最迅速的发表，促进校际间、地区间、国际间美术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以达到加快我国美术教育研究发展步伐的目的。

    总之，21世纪的美术教育研究应在充分吸取国内外美术教育研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与美术教育发展的特点，在选题、方法、提案、成果交流等方面有所改进，有所突破，不断提高研究的质量，促使我国的美术教育研究更上一层楼。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在本世纪末我们看待“西”和“中”这个问题，多少带有民族自卑感。现实中许多人将自己的艺术往西方靠，认为这是新的、现代的。这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西方有些人企图利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的艺术，达到全盘西化，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我自己认为经过百年的实践，我们不应该是盲目的崇拜西方。特别是文化艺术，如果你没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是不能在世界立足的。我们的理想是致力于重建东方美术的辉煌。
刘龙庭（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编审）：
    中国近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为什么西方的东西都是现代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传统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吗？对于这些问题，美术理论界都没有进行很好地思辩。
中西问题，过去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中学为体”已经很淡漠，这样的状态的确让人悲叹。
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副董事长）：
    “中国一百年的美术是泊来的历史”，我认为有道理。我们一百年的美术的历史，是走向衰落的历史。这是事实。因为这一百年，出现的大师少了。在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树与果的关系。西方在这百年中也在变化，西方有些有志之士也在哀叹他们传统的丧失，但是好像没什么用。我们谈到全球一体化，能不能拿到文化上来论？文化为什么要与西方沟通？为什么西方没有谈到与我们沟通？文化为什么非要走出国门？植根于五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世界的一个存在，文化是多元形式。这是我的困惑。当下老百姓的审美倾向趋于后殖民主义心态。还有个问题我们对传统的研究还不够，停留在形而下的技法上，对传统的精神和灵魂的研究还不够。传统的精神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对传统的文化研究的层面是很低的。关于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讨论，在我看来没有最根本的意义。怎么样弘扬传统的精神？怎么样诠释传统的精神？现在西方人瞧不起我们是有道理的，一方面在继承传统上，比前人技术的确低下，另一方面追随西方艺术，视人家而临摹。近20年，我们对现代西方艺术的整个演绎，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重新研究西方；从消极方面来讲，这种表面的浅层次的研究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传统精神的缺失，艺术标准的缺失，艺术本体精神的缺失，以及舆论的误导，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顾森（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上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二次。一次在汉代，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彻底打破了当时的文化结构；一次就是这近百年西方文化的涌入。这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行推行。这里我们不谈政治，仅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也有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看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在退移，你说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可以保留多少？恐怕很难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是近代中国画产生不了大师，是整个国学产生不了大师。实际上，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西方把中国文明看得很重，始终将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是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我觉得我们搞理论的应该在民族传统上下功夫。另外，我们对古典文化的整理显得很不够。包括画家，有很多人很少临摹过古代画家的画，所以他们显得离古代远而离现代比较近。这些只不过是我提出来的现象，作为抛砖引玉。
单国强（北京市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馆宫廷部主任）：
    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都有西化的倾向，这对西方人无所谓，但中国人自己有西化的倾向，就值得研究。西方人现在是有意识地抵制中国文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实，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体会。另外是研究方法的问题。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值得注意，此外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不够。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融合没有成功的典范，我认为与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及认识论的科学性有关。中国和西方对中国画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要承认我们在中国画的研究方法上有不科学的地方。对西画的研究也是这样。中国和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要相互学习了解，取长补短。在研究方法上，达到共识，这样才会增加合作的可能。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和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民族主义，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多问题要深入研究，认真对待，不同领域要不同对待。笼统地说是一回事，具体地说又是一回事。20世纪东方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时期。在21世纪，我认为东方文化慢慢地会建立自己的新系统。总体上说，一方面我们要变古为今，另一方面我们要变洋为中。我认为变洋为中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处于弱势，在强势文化面前，当然要学习，要放开眼界，大胆地吸纳西方文化，逐渐融入它们。这是通过对话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对话才会有危机感，才会有发奋，发奋之后才会融入，才会有自己的东西。我认为21世纪我们会建立自己的“话语”，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中国要称王称霸，而是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力，也应当有自己的“话语”权力。
杭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理论系主任）：
    我认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重要。我们考虑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很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观念方面的问题。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从民族自尊心考虑，很难承认文化有优劣的可比性。民族自尊心是一回事，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是另一回事，这样将有助于文化的发展。从明清近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能够说明问题。“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及批判是客观的。当时中国学者已经承认自己民族文化有优劣可比性。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离不开中西政治的关系。学术圈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近百年来，哪种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最大？近百年来，中西的关系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年。如果离开社会政治文化，我们纯粹从美术方面来谈，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道理。关于中西的关系问题，“五四”运动讨论的范围最广，所以谈到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定要联系“五四”运动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反省，没有得到解决。“五四”精神被中断，导致中西的关系问题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它涉及到的是形而上，涉及到民族积淀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碰。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美术的问题也是如此。没有经历过的我不说，我认为像“八五思潮”中的艺术家的社会背景，他们的身份与最后选择的艺术形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谈起文化，谈起中西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关起门来谈纯粹的精神。
尹吉男（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
    现在的艺术家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理论几乎来自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开会的方式也是西方式的，像这样的开会方式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是少见的。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存在着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徐旭生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叙说，有的西方人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和西方的学理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实际上，关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在中国许多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中国学术通过历史熟悉了解的方法而得出结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它们的法律学术传统是一致的。他们讲究证据、推论、逻辑、事实。在美术评论方面也是这样，传统的画论、诗论是通过熟悉了解而得出结果。现在我们的学术传统的情况在改变，当代中国艺术评论也出现了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方法。在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当代中国所需要学习的？到底西方哪些东西是对当代中国有影响？这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我们曾经作过一个当代中国美术评论史这样的研讨课题。大家讨论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是通过陌生的方式运作的？还是通过熟悉的方式运作的？我们想作基本的定性。现在讨论的有关吴冠中的话题，其实他是用西方的眼光，但是他的表述方式不是西方的，不是从西方法理关系论证出来的。他是以个人的熟悉关系这样的方式表述。类似问题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李一（《美术观察》）副主编）：
    在当前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下，我们的美术评论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标准？另外，还想讨论一下美术史学的问题。我较同意中国和西方碰撞的这20年当中中国美术评论基本来自西方的模式的说法。当代中国美术评论的原创性不是太大，建树很少，无法与西方的美术评论和中国古代的美术评论相比。中国古代美术评论是经过长期的阅读得出的结果。如果我们需要在21世纪建立一个新系统，我认为我们有许多方面需要从中国古代美术评论中借鉴。
赵力忠（中国画研究院副编审）：
    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认为事实上文化是多方面的，在东和西之间，还有其它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不被人重视。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文化的冲突从大的方面到小的方面，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首先要清楚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它的根在哪里？我认为精神文化的出发点在于人，以人为本。从古至今，东和西的文化都体现在这一方面。东和西的文化是殊途同归，合而不同。原来我对文化消失、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入侵等这样的词语感到担心，现在却不是。科学与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科学的东西是可以被取代的。文化的东西更多是积累，它们有深厚的与浅薄的差别。深层的文化是通过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修正，不断地丰富而形成和发展的。流行文化基本是单薄的，表层的，新鲜的，传统文化基本是深厚，丰富的。文化没有取代的关系。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
    我们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时，有可能自己也是模棱两可；我们谈到“中”和“西”的文化交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给文化人自己留了点面子。事实上，我们很少有“中”和“西”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本身就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入侵。与我们从西方得到的东西相比，我们给予西方的可以说微不足道。谈起“中”和“西”的文化冲突、融合、碰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说的。因此，我们要注意评价标准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在思维方法、文化理论结构之间有区别，我们中国文化的学理、学统、学术规范等与西方有区别。我们能不能将他们接轨？能不能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很大。我们怎样将他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我们现在中国画怎么没有标准。社会也没有一个示范，一个规范，一切好像乱了套，价值观念也变了，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就很多。我们文人的力量很小，改变不了这种社会风气。具体来说在美术方面，在美术评论方面，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许多场合，也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本来想建立一个学术规范或艺术规范，但自己的力量却很小，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用不大。“中”和“西”的文化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下很难说出结果。
陈履生（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
    最近我参加了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北京链接：媒体与建筑”座谈会，会上谈了许多与当下相关的话题。从本世纪建筑的发展来看，50年代的十大建筑，实际上是西学本土化的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大批的学建筑的学子回国，新的建筑也在不断出现，这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反映出如何引进西学的问题。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美术，在近百年中西融合的实践中，我们的这种融合是被动的。在这融合的过程中，一直有对抗。美术的中西问题，是20世纪的一个老话题，20世纪美术家中的许多人曾经费了毕生的精力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能说没有成果，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必然首先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中西融合是大问题，至于谈到笔墨问题，谈到国家大剧院问题，这些都是很微观的，但是反映了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入新世纪，我们在谈论文化的问题时还要考虑一下技术的因素，日新月异发展的高新技术，对21世纪中国美术将发生新的影响。围绕网络，围绕信息产业，对我们传统的宣纸、笔墨与技术相联系的文化都是一种挑战。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讨论中西融合时应该考虑的。
刘曦林（北京市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我首先肯定中西是二大体系，不光是东方人有道，不光是西方人有器。既有东道东器，也有西道西器。在本世纪内，已经将器、道分属于东方和西方，在东方和西方文化传播交流的过程中，东方人选择了东道西器的立场。我们今天客观地看待东方和西方二大体系的话，不管西方人承不承认东方，承不承认东为西用，但中国还是有了洋为中用。进入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已经成为必然大趋势。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本土文化共存的问题，存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奸，存在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像中国和其它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许多国家起来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人们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不得不承认第三世界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促进作用，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世界文化中存在的补充作用。西方人很难说他们放弃了西方中心主义，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之下，我们要有一个民族自立的立场，我自己从狭窄的美术方面来讲，也有自己的立场。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以创造为主导。什么样的文化是现代的？它的标准是多样的，但它的趋势也是必然的。我认为文化传播交流是一种选择性的立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给中国文化确定一个价值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这需要中国经济的强大。我们经历了多年的反复，应当成熟起来，我们应当有一个很好的文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