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面设计所受的影响

    我们现在平面设计非常热，特别是深圳，深圳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平面设计最热的城市，因为深圳人多，聚集了大量的设计人才。最早的设计，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从平面设计突破的，室内设计稍微晚一点，因为平面设计比较直接，比较容易做。中国的平面设计最早对我们的影响是从香港来的，1977年香港政府组织了一个九个人的设计组，到广州来访问和讲课，当时靳逮强和石汉瑞都在其中，他们一起来广州美院讲课，然后逐步就产生影响，那么后来我们开始搞“三大构成”，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受他们影响。我最近在北京看了一个中国现代设计史展，把香港的地位放在一个附庸的地位，我是很不认同的。我认为对于中国现代设计史来说，香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我说香港值得我们尊重，就是他们消费层级很鲜明，这个是设计很需要的一种，我们说一个成熟的设计需要一个成熟的消费阶层的分化，对于这点我们是混沌的，香港是清楚的，所以这些人到中国带进来的思想其实是最前卫的思想。对于平面设计而言，要有文字、有插图、有装饰的部件，然后就是版式，这是几个基本元素，然后再考虑把这几个基本元素怎么组合起来。汉字是象形文字，这个象形文字怎么排法，中国人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研究是固定排的，直到清末明初还是这样排没有进步和提高。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引进了德国的印刷技术，制版技术和照相技术跟彩印技术。日本人使用汉字并且还他们还研究了很多西方的装订方式，所以日本的书籍设计和包装设计是最早进入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把中国汉字最早带进西方设计的是日本人。这个风格影响了很多人，鲁迅先生的书就是自己做设计，他的设计就像日本书，小册子有个封面就两个字《呐喊》然后打开里面有些木刻的版画。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书，就是这种风格。日本人在字体、版面和插图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虽然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原子弹只炸断了日本的两个城市并没有切断它的文化，所以日本的设计却始终维持发展没有中断的，而日本侵略我们是把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切断了，因为它占领了我们。因此日本在战后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师。山蒲康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师，他把版面、字体、插图和个人的思想意念打成一包并表达出来了。还有一个对中国平面设计有很大影响的是石汉瑞(Henry Steiner)，他同时受美国两大平面设计派，包豪斯派和纽约派的影响，汇丰银行的标志就是他设计的，很了不起的设计。整个标志由两个“出“四个“入”组成，入多出少，意义深刻。他不懂汉字但却对图形非常敏感。他有很多好作品比如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他把一个京戏的脸谱，一个香港人的脸和一个乡下阿婆的脸四张脸贴成一张脸，他总是很会用图形的组合，比如他做的贺卡他把Happy Christmas,羊年时，他把Happy中的“H”变成一个羊字，很巧妙的将字体与图形组合。而日本就不同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崇敬的心态，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是爱得不得了。我陪一个日本艺术家在北京走，他是做纸雕塑的，我说你什么感觉？他站在长安街，他说他觉得好像回家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的文化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全部文化都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日本人对汉字不太敢改，但敢用。而石汉瑞敢改而且还是把字拆了,改的十分巧妙，所以这个人是很厉害的,对中国的平面设计冲击很大。靳逮强就是直接受他影响，他们的成绩和努力方向很大的程度是在字和图形特别是图形的变化上，比如靳逮强做的中国银行的标志，是一个铜钱当中一个“中”字，这也做的很好。这一批人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影响机制，带动影响了一批第三代的设计师，像陈幼坚就是设计界脱颖而出的一匹黑马，那时香港的平面设计直接影响了广州和深圳，陈绍华、韩家英都是从西安来深圳发展的，他们也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时广东深圳的设计开始脱离了北京的主流设计，随着经济的繁荣很快发展起来。
 
    设计师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
 
    除了外部压力以外，设计师队伍本身也有许多亟待提升的空间。“中国的设计教育是畸形的，在许多院校，设计系都是增加学校财政收入的手段，结果成为差学生的‘回收站’。建筑设计但也太偏重于工科，只懂技术不懂美学。我在中国教书的时候，发现学生们的必修课很多，选修课很少，同时思想活跃的学者也太少了，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带到教学中来，一个老师要教会学生首先要打动学生。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很重要。
　　
    实际上，在国外设计教育和美术教育都是精英教育，历史上的设计大师不少都是优秀的音乐、美术鉴赏家。王受之认为，设计师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然后才是设计师，而我们现在大量的设计师他不是知识分子，因为太忙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听音乐，欣赏文学。其直接结果便是造成全民审美水平下滑。“只有设计师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技术才能提高，因为只有去感悟生活的其他方面，才能将生活中的设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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