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工厂”，“山寨文化”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市场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有历史的原因。回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作为后发展的国家，中国只能依靠模仿和装配来参与全球化进程。因此，“山寨”在中国能成为一种文化，甚至成为中国产业界、中国社会所认同的一种精神气质。

　　“山寨文化”的核心是模仿和抄袭。这往往是后进国家发展的一条捷径。研究各国经济发展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增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资本的积累;第二阶段的增长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当进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以后，第三阶段的增长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日本、韩国的发展经历以及两国著名企业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1930年，丰田喜一郎投资13万美元成立了丰田汽车公司。一开始，丰田汽车选择了抄袭、模仿当时汽车技术比较成熟的美国同行。丰田汽车对美国克莱斯勒、福特汽车进行了逆向工序分解，并大量采用福特、雪佛兰的零部件。同时，丰田汽车也不断进行一些创新。到了1980年代，在模仿中强大起来的丰田车已驰名世界，在技术上也有了很多创新，并且在美国市场占有稳定的地位。现在，丰田已是世界头号汽车制造商。

　　韩国三星公司的产品一度是廉价货的代名词，在美国市场，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低端产品形象。1993年，三星管理者痛定思痛，决定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开始疯狂模仿日本、美国的企业——电子产品模仿索尼和松下，重工业模仿三菱，库存管理模仿西屋电器、苹果计算机、联邦快递，顾客服务模仿施乐，物流模仿玫凯琳……在诸多技术领域内，三星坚持不懈地“偷艺”。高强度的模仿加技术学习助推了三星的崛起。现在的三星已经跻身世界五百强之列。

　　要强调的是，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在抄袭和模仿的同时都注重了吸收、消化和创新，并最终依靠真正的创新，才屹立于世界市场。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山寨文化”不仅大行其道，而且全国上下完全沉浸在“山寨精神”之中，不仅不以为耻，而且不思创新。

　　这样说可能激起很多人的反感：谁说中国不重视创新?中国政府不是在十几年前就强调创新吗?在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中国的重视创新更多是停留在纸面上和文件中，而少有落实在产业和市场的实践中。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基础研究或技术领域的创新，它们也是割裂的、个别的，根本无法形成一种系统的创新力量，去改造产业、赢得市场。

　　更令人忧虑的是，当我们习惯于过分依赖“山寨”模式后，已经变得不习惯于创新了。自主创新需要有创造精神的人才，需要有创新的环境，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其难度、成本和风险都比模仿阶段大得多。为什么中国科学界得不了诺贝尔奖，而得诺奖的华人全在美国?为什么中国企业界出不了乔布斯、比尔·盖茨?根源就在于中国没有真正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

　　还有一个抑制创新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美国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创始人肖恩·赖因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称：在过去30年间，在海外求学的中国人超过100万，其中仅有约30%重返中国，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陈旧过时。文章评价，在一个全球化的商业世界里，这一体制已无法让人们进行分析性和创造性思维。赖因的文章并非空口白话，他的团队采访了数百名毕业于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结果发现，最吸引这些学生的就业岗位是在像中国移动和国家电网这样的国有企业，这些公司的利润和综合薪酬正在激增，工作时间朝九晚五。从这些年轻人身上，丝毫看不出愿意冒险和创新的精神。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笨，一些海外人士评价，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商业头脑是在中国，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房地产这样的部门所吸引，因为这些领域利润高、风险小。在中国市场，似乎有太多的财富唾手可得，根本不需要创新精神。

　　然而，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资本积累后，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转折的关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严重的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土地和水资源匮乏、劳动力成本上涨、迫切的产业升级需求、参与全球竞争等多种压力，已经使得中国不得不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唯一能把中国从诸多矛盾中解脱出来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说到底，创新和尊重知识产权已不能停留在口号，它是中国自身现实的迫切需要!

　　金融危机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契机，如果中国不抓住机会在创新上真正有所提升，等到欧美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喘过气来，并利用创新迎来下一个技术发展的周期，中国会再一次被甩得很远。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山寨文化”是一柄双刃剑，过去三十年，它对外的一面利刃已经发挥完作用，如果我们再以此为恃，另外一面利刃将会割伤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