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专属于小众的双年展,如今却在成都成了全民盛会。9月29日,以“物色延绵”为主题的2011成都国际双年展如期开幕。仅仅一周,这一系列哲学气息颇浓的展览便已吸引逾16万人观展,并将把热度持续至10月30日。
成都双年展包括“溪山清远:当代艺术展”、“谋断有道:国际设计展”和“物我之境:国际建筑展”三大主题展。其中,由深圳知名艺术家、策展人欧宁策展的“国际设计展”因其“亲民”而尤其受到成都市民喜爱。
虽为设计展,欧宁却不想用传统专业定义来束缚设计,而是故意打乱和模糊分类的界限。为此,他邀来国内外产品、建筑、时装、视觉和新媒体五大设计领域共51位(组)设计师参展。近日,本报记者就设计展的构想与双年展的发展对欧宁进行了专访。
将“步移景移”观看经验引入展览
记者:“谋断有道:国际设计展”强调设计与生活接轨,并涉猎产品、建筑、时装、视觉和新媒体五大领域,它跟其他设计展有何不同?
欧宁:它叫设计展,但并没有严格按照设计的定义来做,因而其中有许多无法归类的作品。于是有观众反映说,成都双年展的设计展像艺术,艺术展像设计。其实我做展览一直都不想用传统的专业定义来束缚设计,而是故意打乱、模糊分类的界限。比如纽约建筑组合SO-IL的“种子喷播计划”就像艺术作品一样。如果说跟以前不同,本次展览在空间的规划以及作品的制作和呈现上是我做过的展览里面最好的:我们仿照中国园林特点来布局展览空间,并在空间里植草、培土;观众的观展路线也比较迂回曲折,以求步步为景。我以前做展览就很强调“平民”特点,这次则做得更加完整,比如我们还给展览施工工人做了一次导览。
记者:本次双年展三大主题展览都涵盖“退隐田园,回归物我”的概念,都呈现出一种“返璞”的趋势,为何会有这种一致的转移?
欧宁:关于这一点,本次双年展总策展人吕澎的想法是“回归传统,从中寻找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中国性”。我其实不太认同这种想法,因为这种观点的本质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民族性,但这是失效的。其实我们关注农村,并不是要回归田园,而是觉察到了中国如今城乡失衡的问题很严重。比如“碧山计划(由欧宁发起的关注农村建设的艺术实践计划)”中艺术家进驻农村是为了努力挽救倒悬的城乡关系,更何况农村根本就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田园格局。又比如展览空间巧用“园林设计” 也不是回归传统,而是借鉴一种有效的布局方法,将“步移景移”的观看经验引入到展览中。
产业化雇佣关系会约束艺术创造力
记者:本次设计展中哪些作品让你记忆比较深刻?
欧宁:本次展览80%都是专门为成都双年展量身定做的作品。我自己比较喜欢“人民发电站”、“种子喷播计划”、“金钱计划”、“碧山计划”以及“文学中的建筑”。广州的“蓝田计划”小组也挺有意思,艺术家在展厅中布置一个小卖部“绝核士多”,摆卖各种广州特色小商品,同时在当中加入他们做过的城市研究或历史保育的工作结论,将产品、广州土特产连同他们对于城市的观点一起推向观众。
记者:深圳山河水团队(Sense Team)的“金钱计划”似乎引来不少争议,观众好像不太明白它表达的是什么?
欧宁:这件作品非常有意思,它包括两张很大的货币,一张是美元,一张是人民币。人民币由各种国际货币做成,美元则用人民币做成。这件作品和另一件来自美国的作品“颠倒树”有相似之处。“颠倒树”是一个大圆盘,上面种着三棵树,下面倒着又种三棵树,其出发点是形容纽约和成都、美国和中国力量的反转,隐喻中美两个大国力量的对比与消长,同时契合一句美国谚语:“倘若你在地上挖个洞,如果这个洞足够深,你就可以到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去。”“金钱计划”也是对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隐喻,而使用货币本身作为制作素材就是对当下金融系统的隐喻。
记者:不难发现,本次展览正在逐步摆脱商业价值的循环,而转向探索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比如“人民发电站”、“种子喷播计划”等都有一种全民参与的可持续性潜在涵义。
欧宁:本次设计展最基本的规则就是反对产业化设计,且原则上不接受任何商业设计。“产业化”存在一种雇佣关系,这种关系对创造力和创新有很大的约束。所以我们鼓励打破雇佣关系,倡导自主自发的设计,并且以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为特点。比如Matt Hope的“人民发电站”就将一组在中国住宅社区常见的标准户外健身设备,连接到电子机械发电装置,通过收集老百姓在健身器械上的体能并转化成电能。这个项目从中国城市的现实出发,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它最典型、最完美地体现了我们的策展理念。
展品维护与秩序管理是挑战
记者:据说由于观众太热情,“人民发电站”几次遭毁坏。本届双年展成都市民互动热情十分高,这种现象只是在成都如此,还是说双年展已经逐渐脱离小众走向大众了?
欧宁:确实如此。据统计,本届双年展仅一周便迎客16万,当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从双年展的发展来讲,观众的踊跃互动其实是非常好的进步,况且我做设计展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让观众能够参与到作品中去。所以我想Matt Hope多维修几次也是很乐意的。然而,成都双年展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老百姓虽然热情很高,但是连一些基本的观展常识也没有:随意动展品这种事情在我看来是很可爱的,但是对于美术馆的管理简直是灾难。我觉得,双年展应该要继续发展,但对于维护展品和展览秩序将会是很大的挑战。
记者:除观众越来越多,现在国内双年展也遍地流行。其实中国是否真的有如此多的设计与艺术而需要如此多展览,还是说这中间亦存在一种虚华的假繁荣?
欧宁:我觉得这种遍地开花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城市经营的需求推动的,热闹背后反映出来的可能不再是展览本身。之所以那么多双年展都由政府来办,其实是因为政府要营销他们的城市,双年展于是变成一种流行的城市营销手段,而并不是说设计和艺术真有那么大的观众量。很多时候观众只是看热闹,并不是对设计和艺术感兴趣。
“文学中的建筑”
记者:本届双年展的特别项目“文学中的建筑”很有意思,为什么会有做这个项目的想法?
欧宁:这个想法是从2009年深圳香港双年展(欧宁策展)衍生出来的对称项目。当时我让作家去写建筑,反过来,我也想让建筑师去设计文学中的空间。我个人觉得,北京建筑师张永和的作品最好,他根据爱尔兰小说家Brian O’Nolan的小说《第三个警察》设计的“第三个警察局”,典型地体现了他本人的文学趣味以及他对于文学与建筑关系的思考;杭州建筑师王澍根据博尔赫斯的小说《巴别图书馆》设计的“巴别图书馆”也很棒,这两个都是做建筑的。北京建筑师马岩松根据柳宗元的游记《小石潭记》设计了景观空间,南京建筑师张雷则根据吴承恩的《西游记》设计出“盘丝洞”。本来刘家琨已选定刘慈欣的《三体》,可是难度太高,最后没法完成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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