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是一种充满力量的工具。2008年在伦敦的 V&A 博物院举办的名为 “冷战现代: 设计 1945-1970” (Cold War Modern: Design 1945-1970) 的展览很好的体现了设计的影响力以及它在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该展览探索了设计师们如何利用冷战时期的科技，产品和流行文化的诸多层面来视觉化出想象中的乌托邦。整个展览希望让人们把设计看作是军装一样去理解，因为军装不仅仅是一件代表身份的服装，更激发着军人对祖国之于效忠与抱负，对敌人之于震慑与愤恨。设计在它视觉化的表面下也饱含着深意。

      罗曼·切斯莱维奇为 (Roman Cieslewicz)《作品》(Opus Magazine) 杂志设计的超人封面，在 “冷战现代” 中进行展出，1968。

      然而最近，设计又扮演了另外一种政治角色。这种作用显现在那些遭受到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民主国家中；对恐怖份子将要炸毁大楼、蓄意破坏商用客机和在水供应中投毒的各种猜测依然占据着报纸的头版头条。这为设计者们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例如，托拜厄斯·王 (Tobias Wong) 以 9/11 恐怖袭击为灵感设计出了一系列产品，包括美工刀和 NY 的钱包。他之所以求诸于此类型的创作缘于他对其他的设计师没有涉及这一领域而感到沮丧。

托拜厄斯·王 (Tobias Wong) 设计的 NY 钱包 (2002)
 
      为了呼应目前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的争论，一系列的相关设计产品也应运而生。英国设计组合 &Made 采用这一主题自我发起了名为 “气候化物品” (Climatised Objects) 的项目，处理因全球气候变暖而出现的种种危险问题。其中的主要产品是一台名为 “还能是桨” (Either Oar) 的木制餐桌，其设计灵感来源于英国最近一连串的山洪暴发事件。餐桌表面上看起来是简单的现代家具，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木筏，有可移动的桌腿和横梁，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可以将桌腿拆卸下来组合成桨。

      &made设计的 “还能是浆” (2006)，可以分离变成救生筏的桌子 (右图显示的是两位设计者乘着它在泰晤士河上游荡)。

      生命改变事件 —— 比如 9/11 与全球气候变暖 —— 激发了创造者且敦促他们审视当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趋势。由此，设计者们开始逐渐运用他们的作品来评论他们周遭的世界。这些作品暗示了目前的全球性问题，并且提供给媒体一种未经审查的可供替代的方法，媒体常常是不可靠的。信息自由以及保证公众知情权的理想可能会在反映企业政策中受到损害。当媒体靠不住了时，设计就有了用武之地。

      企业和政府的控制力度日渐加剧，特别是在大不列颠。通过对身份证制作的了解，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正迅速成为知名的 “奥威尔式的英国” (Orwellian UK)，身份证在配备了指纹和面部扫描功能以后，英国政府正将它们分发给外国公民。身份证上的人体生理统计数据和公交卡可能携带着的跟踪系统，结合到处都是的监控器，可想而知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将不再拥有隐私了。

      此外，2005年颁布的《严重有组织犯罪及治安法案》(Serious Organised Crime and Police Act) (SOCPA) 有效地禁止了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大厦周边一公里隔离区域以内的言论自由；目前，议员们正在寻找以国家安全名义通过允许媒体审查制度存在法案的办法。这就是我们目前的 “民主” 制度。

      风险社会的无形无踪 (就像现在的英国和美国)，意味着所有的知识都是 “被调节的以及依赖于解释”。不可避免的解释使危机 “向社会定义开放，将那些有能力定义危机的要素，如媒体，科学家，政治家和法律界人士，置于关键的社会地位”。也许现在是时候将 “设计师” 纳入该名单了。

      但是设计师们不能仅仅在 “空中楼阁” 里进行创作，他们需要参与一种承担社会职责的实践，这种活动能赋予人们权力以及捍卫我们的民主理想。像设计21: 社会设计网络和《广告克星》(Adbusters) 这样的组织已经藉由此类的成就而赢得了声誉；积极分子黑皮书 (BlackBook Activists) 是这类事例中的另一个典型。这种相对较新的项目将在线资源中心的六个彼此关联的小项目结合起来作为对 SOCPA 的一个直接的挑战。首要的概念说明了设计如何针对受到新技术激发的有创造力的和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自我表达形式进行创意设计。它是一种专为大众服务的地下运动，利用开放性资源来促进无条件的言论自由。

      例如,《游击码》(Guerilla Codes) 是一个结合二维条码技术和手机识别技术的小型项目。信息被编入一个由黑白方块组成的矩阵并且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利用手机中的应用程序来解码。后续系统介绍了这种独特的通讯方式，并且凸显了人们在一个民主国家却必须要隐藏自我表达的尴尬境地。

      积极分子黑皮书的游击码 (Guerilla Codes) 将含有抗议内容的文字信息转换成捉摸不透的二维码图形。

      《光点亮》(Lighten Up) 使用光涂鸦在夜晚进行抗议；需要的工具包括一台可以长时间曝光的数码相机，一个平坦的表面 (或者三脚架) 和一个手电筒。手电筒用来在空气中写作；所说的 “写作” 其实是指可以被数码相机捕捉到的可见光的轨迹。
积极分子黑皮书的《光点亮》摄影光涂鸦项目。

      此外,《用电话来抗议》(Say by Phone Protest) 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热线电话同时也是对威斯敏斯特政府手机付费停车 (pay-by-phone parking) 的颠覆。该系统为市民建立了一种电话服务，方便他们在某一时刻进行呼吁和表达异议。凭借按月轮换的在线调查来决定讨论的主题；也可以在网络上获得由此产生的语音信箱留言。

      伴随着设计师们开始逐渐地考虑到他们创作的背景，对社会负责的设计方兴未艾，并且成为目前那些亟需获得行动和反馈的全球性事务的标志。与此同时，由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持续地遭到监控，民主制度正呈现出《1984》式的集权制现象。因此，为了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需要采用更多创造性的表达方式。面对逐渐加剧的经济危机，设计师们有责任维护和扩大对社会负责的能量，同时也考虑到与社会大背景相关的使用者: 即大众。现在是依靠为大众的设计来重新获得权力以及 “让设计再度成为某种价值的代表” 的时候了。